任職時間：1964年-1966年

   鄧叔群，中國著名真菌學家，植物病理學家，森林學家。在高等真菌分類學上很有成就，編寫了中國最早的一部真菌學專著——《中國高等真菌》，為中國高等真菌研究奠定了基礎，在國際上享有聲譽。早年在森林生態、造林、森林病理等學科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并首先提出了生態平衡理論。

    生平：

   1902年12月12日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1915年～1923年  考入北京清華學堂。

   1923年～1925年  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取得農學士、森林學碩士學位。

   1925年～1928  年攻讀康奈爾大學植物病理學博士并被授于全美國最高科學學會PHI-KAPPA-PHI和SIGMA-XI兩枚金鑰匙證章亦成為其榮譽會員。

   1928年  回國，嶺南大學、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任一級大學。

   1932年～1946年  歷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中央自然歷史博物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和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林業實驗研究所副所長。

   1948年  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1955年  任沈陽農學院和東北農學院首任教務長和副院長等職。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51年  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員。

   1955年  任中國科學院特級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應用真菌研究所副所長。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6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國植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植保學會理事、林業科學研究院顧問。

   1958年  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1963年  在廣州創建中國科學院中南真菌研究室（現廣東省微生物研究所）兼室主任。

   1966年5月～1970年5月  受其胞北鄧拓冤案的株連，遭受“四人幫”的殘酷迫害。

   1970年5月10日  在北京逝世。

   1978年3月18日  中國科學院黨組為鄧先生平凡昭雪、恢復名譽。

   1978年7月29日  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鄧先生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早期為黃河上游水土保持作出的貢獻

　　為了在西北黃土高原地區建立一種有利于農林牧業生產的生態系統，以減輕黃河對其下游地區的危害，他于１９４１年放棄大城市的生活來到了甘肅省的林區。在他任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林業部經理的６年期間，先后曾去白龍江中游武都、文縣一帶、天水小隴山、河西走廊、祁連山、秦嶺等林區，親自進行調查研究，采集了大量的標本，分析了大量的樹木生長情況，為科學地營林育林提供了依據；他論證了祁連山、天山等高山林區植被灌木叢對于積雪、保土和調節雪水徑流的重要作用；提出并設計蘭州南北山干旱地區采用“水平溝”造林的方案。為保持水土、保證較高的造林成活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他建議，在黃土高原荒山造林應選用沙棗、檉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喬木作先鋒樹種。這一建議在當時雖然沒有被充分采納和利用，但對今天改造黃土高原的工作仍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在這期間，鄧叔群最重要的工作和最大的貢獻，就是他首先提出了生態平衡的觀點，并親自在黃土高原地區以成功的實踐證明了科學經營林業和科學管理森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為后人留下了一個活生生的、科學經營管理森林的典型——洮河林場。

　　黃河的大支流洮河上游的大片原始森林當時為藏族林主所有，他們常把森林的樹木賣給木材商人，樹木砍光后再放火燒山以長牧草或開辟為耕地，因此水土流失情況日益嚴重，從而給黃河下游帶來的災難也就隨之加重。為了改變這種日趨惡化的生態環境，他利用水利林牧公司的資金，在洮河上游甘肅省卓尼縣買下了一大片藏族林主的森林，創辦了位于卓尼的洮河林場總場和苗圃，以及卓尼地區以外的3個洮河林場分場和1個牧場。他對這些林場中的森林分別進行調查、勘測，繪制了我國較早應用的林型圖，并就各樹種、樹齡以及林木生長、材積、更新和病蟲害等情況進行分類研究，制定出了一整套保證更新量、營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學經營管理制度，使原始森林“永伐不盡，永遠保存”。自那時起迄今已有４０多年，但至今洮河林場仍在沿用當年他親自制定的這一科學管理制度。幾十年來，黃河上游的多數森林均遭程度不同的破壞，唯洮河林場為黃河上游保留下了寶貴的森林區，為黃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生態平衡作出了貢獻，這一切利益于鄧先生正確的科學方法，果敢決心，堅強毅力。

　　這一期間，鄧叔群在西北黃土高原地區所進行的大量調查結果以及實踐經驗的總結都匯總在他離開甘肅后于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發表的諸論文中，如：《甘肅林區及其生態》、《甘肅的造林與管理》、《甘肅林業的基礎》、《甘肅的氣候與樹木年輪》、《我國天然林管理法之研究》（二）、《中國森林地理概要》等。

　?。保梗矗改甑?，他為東北編寫的林科大學教材綱要，其中包括森林生態學、造林學、測林學、森林經營學、森林病理學等，就是他對我國森林的大量調查研究結果和實踐經驗的產物。

　　鄧叔群對我國真菌學，尤其對粘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生前發表的有關真菌的近４０篇論文和兩部專著為我國真菌學事業奠定了基礎。他在國際上享有聲譽：蘇聯曾將他１９３９年出版的專著《中國高等真菌》譯成俄文；蘇聯著名多孔菌專家邦達爾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國著名傘菌專家厄姆（Ｈｅｉｍ）多次向他函索著作；１９５７年捷克斯洛伐克與我國交換標本時，指名要他親自鑒定的高等真菌標本；美、英、法、日、蘇、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國學者把自己的著作贈給他，并要求交換著作。

　?。保梗矗澳暌郧八饕菑氖抡婢诸悓W的工作，截至１９４０年，他共發現４個新屬、１２０個新種、６個新變種、１８個新組合體。這些新的發現曾在他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年發表的３０余篇論文中陸續有所報道，例如，在《中國真菌續志》（二）中共描述了５５種子囊菌和一種半知菌，其中就包括他發現的２９個新種和兩個新變種；在《中國真菌續志》（五）中共描述了７６個屬的１７２個種，其中就包括他發現的１個新屬、１５個新種和１個新組合體；在《中國真菌續志》（八）中共描述了４７個屬的１０２個種，其中就包括他發現的１個新屬、５個新種和７個新組合體；在《中國高等真菌補志》中則報道了他發現的兩個新屬、４個新種和１個新組合體。鄧叔群所發現的新屬和新種得到國際上的公認，并被載入英國真菌研究所編輯的《真菌學辭典》。這是載入這本具有世界權威性的辭典的唯一的由中國人鑒定的新菌種。１９３９年，他的第一部專著《中國高等真菌》（英文版）出版。這是他回國后１０年中對中國高等真菌分類研究的總結，書中包括了上述他的新發現，全書描述了子囊菌１０目３８科１７９屬４７５種；擔子菌９目２８科１２８屬７１８種；半知菌４目９科８０屬１９８種，總共２３目７５科３８７屬１３９１種。其中每個目、科、屬、種都根據標本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并在每個菌名下列舉了寄主、生長習性和采集地點。

　　回國近４０年來，截至１９６６年，他親手采集和鑒定的真菌標本數以萬計，他所研究過的真菌種類達３４００種以上，占已知全國真菌總數的近５０％（據１９７９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真菌學總匯》統計，已知全國真菌約７０００種）。1964年出版的100余萬字的第二部專著《中國的真菌》，是他回國后截至1963年以前的研究總結，亦是１９３９年出版的《中國高等真菌》的增訂本，書中包括粘菌和全部真菌，以粘菌、高等子囊菌和高等擔子菌為主，還有藻狀菌、半知菌等。全書描述了總共４１目１１９科６０１屬約２４００種和１１０個新組合。同第一本專著一樣，每個目、科、屬、種都是根據標本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列舉了寄主、生長習性和采集地點。鄧先生所著的《中國的真菌》1964和《Fungi of China》1996至今仍然被奉為我國真菌學的經典著作。目前，現在在真菌標本館的經鄧先生新手鑒定并定名的標本有14811號，涉及514個屬2417個種。

　　《中國的真菌》出版后，他又陸續系統地對中國國內的真菌進行仔細研究，截至１９６６年又研究出１０００余種，原準備在《中國的真菌》第二版時將這１０００余種全部增補進去，但“文化大革命”毀掉了這些手稿。另外，他已擬好提綱準備著手編寫的其它三部專著——《真菌的系統發育》、《真菌的生態》和《真菌學》（上中下三冊）——也同樣被扼殺。

　　另外一部１９６６年５月剛剛完稿的４０萬字并附６００幅彩圖的專著《蘑菇譜——中國的食用菌與毒菌》，這是他積整整八年的心血作為向１９６６年“七·一”的獻禮書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遭厄運。這部專著是他在１９５７~１９６５年期間跑遍全國各主要林區采集標本、親自鑒定、就地繪圖、深入林區向群眾調查訪問，集德、法、日、英、美各國當時最新研究成果之大成，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而寫成的。該書從１９６３年起就被科學出版社列為重點出版項目。書中描述了國內６００余種可食用的和有毒的蘑菇，包括食用菇與有毒蘑菇的識別方法，各種食用菇的營養價值及國外的有關分析資料，各種毒菇的毒素類型和結構特性、中毒癥狀、解毒方法及國外有關毒理學和解剖學的研究結果。

　　在回國初期任教期間，鄧叔群從事的研究工作曾側重于水稻、小麥和棉花的病害及其防治方面，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主要農作物的大面積病害對廣大農民來說意味著什么。然而事實是：盡管他發表了１０余篇論文，盡管他在試驗田中試驗成功后親自背上噴霧器跑到附近的農村去指導農民、為他們示范，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他的研究成果不可能為人民所享用。因此，后來當他的研究重點轉向森林學和真菌學方面時，一個新的想法萌發了。

　　在他進行森林調查時，他很敏感地注意到樹木的病害與真菌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因此，在他有機會進行廣泛地森林調查時，他就特別注意調查那些由真菌引起的樹木病害，這項工作從１９３９年在西南原始森林區進行調查時就開始了。積多年調查研究的結果，他首創地將森林學與真菌學這兩個專業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提出了森林病理學的概念，使真菌學直接服務于森林學，而這二者的結合又可直接服務于國民經濟。１９４８年底他為東北解放區編寫林科大學教材時，就寫出了森林病理學的教材綱要。１９６０年在國務院的支持下，林業部舉辦了我國首屆森林病理培訓班，來自２０多個省市和部委的近５０名森林學專業的優秀大學畢業生接受了他的培訓。凡是接受鄧先生教學教學的進修班賞都學會了比較齊全的森林病理知識、研究方法和治學精神。后來，這一批專業技術人材在全國各地都成為了森林病理學方面在生產、科研、教學方面的骨干力量，也都在重要崗位作出了成績。這是鄧先生對中國林業事業建設和林業科學研究的豐功偉績。

　　鄧叔群不論是回國早期執教，還是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在東北興辦教育，以及在科研中培養青年一代的過程中，治學嚴謹、言傳身教始終是他突出的特點。他的學生之一沈其益教授這樣回憶說：“我當鄧先生的學生時，他經常啟發我對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的興趣和愛好，使我終于選擇了這個學科作為我終身從事的專業。他熱愛科學、治學嚴謹、誨人不倦的精神始終感染和激勵著我的學習和工作”。

　　他是位認真而嚴格的老師，授課時對于基本理論總是講授得非常明確、清晰，使學生們能很快領悟實質。他要求每個學生對主要作物病害的病原、病狀及傳染循環、防治方法都要學會記熟，并隨時檢查他們的學習效果，從不含糊遷就。雖然如此，但他對待學生親如家人，督促、鼓勵他們努力學習。他熱切地希望青年一代能掌握他自己所有的知識和經驗，因而他總是親自主持實驗課，手把手地指導操作；親自帶學生們外出采集標本，實地實物現場教學，通過實驗和實踐啟發和培養學生們對該學科的興趣與愛好，加深他們對理論知識的理解，提高他們對實際病害、對繁多的真菌種類物征的識別判斷能力，訓練他們今后獨立搞科研的技能技巧。在執教期間，他對他的學生們是這樣做的，在搞科研期間他對他的學生和助手們也是這樣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東北人民政府在偽滿洲國的破爛攤子基礎上籌建沈陽農學院時，將他從上海借調去工作。在這期間，他對東北的農業教育做出了重大貢獻，也正是在這期間充分地體現了他的教育風格。由于他清楚地知道教育者對被教育者身負的重任，同時也由于他自己對教學工作極其認真、嚴格而又講求實效，因而當他任教育長以及后來任副院長時，他始終都堅持主張師資隊伍要重質量，寧缺勿濫，絕不可誤人子弟；培養出的學生不但要有高水平的基礎理論知識，還要有動手實踐的能力。他組織各教研室新老教師鉆研業務，他把日本教材、蘇聯教材和美國教材加以分析貫通，編寫出新的教材為青年教師進修講課。他動員他過去學有專長的學生和同事到沈陽農學院任教，并根據東北農業發展的需要建立了農業機械化系和森林工業等新專業。為提高教學質量開展科研工作，他親自制定計劃購置儀器、設備、圖書，并逐項審核、落實。他為畜牧系購求優良種畜、為整頓校區內的水旱試驗田和標本林苗圃、為籌劃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基地都付出了心血。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他提出學院寧可沒有樓房，但要有整潔而有秩序的學習、實驗環境，他主張因陋就簡、利用坍塌的房框子加以修復擴建成校舍及生活設施，并組織全校師生勞動建校，他自己則帶頭參加修路、修剪樹木、培育苗圃等勞動。

　　他當時的同事這樣回憶說：“他是一位專家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具有豐富教育經驗和高度事業心的干部，他對沈陽農學院的規劃、改革、充實做出了出色的貢獻。他的特點是：艱苦奮斗，精心設計，狠抓教育質量。”

    有一顆赤誠的愛國心

   在1939年出版的《中國高等真菌》的扉頁上寫道：為紀念“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他以沉重的愛國之心，紀念“九·一八”的亡國之恨，以示抗戰必勝?？姑涝陂g，鄧先生參加了反細菌戰研究和處理工作，獲得朱德總司令簽發的獎狀和國家衛生部的獎狀。他帶頭捐物捐物，把自己早期在南京出資建造的私宅（一幢花園洋房）捐給國家。在東北沈陽農學院時為志愿軍前線將士獻血動員大會上，他帶頭獻血，并率代表團赴朝慰問。

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南京，戰火危急。日機時時盤旋南京上空，為使所采集、鑒定的標本免落于敵人手中，他曾與美國駐中國領帶館交涉，將副號標本運美保存在康奈爾大學和美國國立菌物中心。歷經70余年，直到2009年11月7日，這批珍貴的標本共計2278件才回到祖國。

    世人評說：

   哈佛大學法羅隱花植物標本館和圖書館館長Donald H.pfister博士：“鄧教授對中國真菌的研究幾乎對各大類群都精通”。